来自公号 借象

赵野，当代诗人，1964年出生于四川兴文古宋，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出版有诗集《逝者如斯》（作家出版社，2003），德中双语诗集《归园Zuruck in die Garten》（Edition Thanhauser，Austry，2012），《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赵野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17）。现居大理和北京。

狂欢与盛筵——1980年代成都的诗歌运动

赵野

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狂飙突进一样的诗歌运动，为中国贡献了朦胧诗之后差不多一半的重要诗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名词，一个现象，三个流派。一个名词就是第三代人；一个现象是四川五君；三个流派是莽汉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

二，第三代人

首先是第三代人，作为亲历者，我将先叙述一段前史。1981年九月，我从四川宜宾的一个小县城古宋，考进四川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之前我已经写了两年诗歌，怀揣梦想，充满好奇，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第二天春天，也就是一年级的下学期，我中学同学许庭扬来成都玩。许庭扬是我中学时候的诗友，他没有考上大学。我还有一个高中同学浦宁，比我早一年考上四川大学化学系，是他们系的一个学生干部。浦林在中学时不写诗，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也在写诗了。总之我们三个人，就决定找一块黑板，把我们的诗歌抄上去，我取了一个名字：白色花，来自七月派诗人阿陇的一句诗：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四川大学有一栋重要建筑，在学校最中心的位置，叫文科楼，各个系的公共课，都是在这个楼里上。一个下午，我们把抄有我们诗歌的黑板，放在文科楼进门大厅的右侧，还有一个架子，很醒目，所有进出的学生都看得见。晚饭后，进出文科楼的人很多，我自己因为胆怯，这算是我第一次公共行为，心里完全没有底，都不敢去现场。我同寝室的同学回来告诉我，说有很多人在围观那块黑板，还有人在抄上面的诗，我才踏实下来。三天以后，有人来我的寝室敲门找我，说他叫胡冬，历史系二年级的，也在写诗。在我的诗歌生涯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细节，我第一次在同学、老乡、亲戚之外，因为写诗有了一个朋友，也就是说，我正式进入了一个诗歌江湖。胡冬加入以后，因为他年龄比我大，能力比我强，实际上成了灵魂人物，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白色花”诗社。胡冬还搞了一个投稿箱，诗社很快就有了二十多个人，黑板从一块变成了两块，左右各放一块，每周更新一次。没过多久，我就认识了唐亚平，她是哲学系79级的，她们自己有一个女子诗社，和我们的关系十分友好。

五月，成都最好的时节，有一天我们诗社集体郊游回来，看到文科楼外面的告示墙上，贴了一个大字报，纸张很大，毛笔抄的，有好几张。那时距文革结束还不太久，有人还是很习惯大字报这种公开批判的形式。大字报的标题我已不记得了，署名是“战海”，战斗的海洋，一个非常文革的名字。大字报的内容是批判我们的，大概是说我们的诗歌情绪灰暗、格调低下、语言晦涩，总之就是不积极不健康那种。我们当时可能是太年轻，也没有真正经历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加上心气也高，到没怎么在意，也没打算要去回应。第二天，好几个反驳战海、支持我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再往后好几天，很多大字报贴出来了，绝大多数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就每天美滋滋的去看这些大字报，这就相当于是很多篇表扬我们的文章。所有的大字报作者，不管是支持我们的，还是反对我们的，到今天是一个也不认识。那个时候的川大特别宽松，这么大一个公共事件，学校方面也没有干涉，也没人找我们谈话，完全是自由生长。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我们还是写诗，办黑板报，会得到一些喜欢诗歌的同学的关注和喜爱，也就仅此而已。但这个事件让我们在川大吸足了眼球，出足了风头，一下子暴得大名，连自己都觉得一下子成了重要人物。

现在想来，这个偶然的事件也许对我意义非凡。每一个年轻诗人，其实都要过自我身份确认这一关。他们的写作需要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同，这就像一个门槛，你跨过去了，你就成了。这一步其实很难，就像考大学一样，很多人根本跨不过去，而少数跨过去的，也要付出很多心思，作出很多努力，甚至忍受一些屈辱。最近我看了一本《艾略特传》，艾略特啊，二十世纪首屈一指的大诗人，1915年在伦敦，当时他已经26岁了，另一个后来的大诗人庞德非常看好他，鼓励他留在伦敦，做一个诗人，说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大诗人。艾略特当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回美国，在哈佛大学拿博士学位，走学术的路，做教授或者哲学家，对他来说这条路很顺畅。艾略特内心还是想做诗人，就留下来了，然后在伦敦，他为了跨过这个门槛，铺就自己在伦敦文学圈的路，到处跑场子，参加各种先锋诗歌和艺术的聚会，结识成名的诗人、批评家、杂志编辑。庞德也在死命的帮他，为了让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杂志发表艾略特的作品，他和他们战斗了整整六个月，对方才勉强接受。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个“战海”，我很轻松就获得了身份认同，因为四川大学就是一个公共空间，而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这个空间，比在社会上还有优势。我想，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怀疑自己是一个诗人了，或者说，自己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接下来过了一个暑假，九月初开学回校后，胡冬兴高采烈的告诉我，要搞大事了。在刚过去那个夏天，他和高中同学万夏，以及另一个高中女同学帅青的男朋友廖希，在成都有一个聚会。万夏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在西南师范学院，都在写诗，并都组织有诗社。他们三人就决定三个大学要联合起来搞诗歌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太青春了，太热血了，每个毛孔都在喷射着荷尔蒙，一点就燃。他们决定国庆节的时候，在西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西南师范大学，在重庆北碚，搞第一次聚会。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胡冬、唐亚平、陈梁和我从成都，万夏和他的两个同学从南充，准时到了重庆北碚的西师。李亚伟和马松也是南充师范学院的，但那一次他们没来。我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但诗歌好像是一个江湖，那次聚会就很有点水泊梁山的意思。廖希和他的朋友们说是当了手表和衣服，来招待我们，二三十人的聚会，每天大碗喝酒大口吃肉。那次聚会的主题是：三个大学要联合成立一个诗歌团体，要联合编印一本会刊，各个大学轮流主编。现在，第一步是为这个诗歌团体和诗刊命名，取一个名字。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都知道，取名字是一件很难的事，充满即兴和偶然。除了每个人开脑洞，搞头脑风暴，那时还流行一种做法，就是随便拿一本书，大家说一个数字，比如说第几页第几行前面两个字，那就是它了。二十世纪初巴黎有个“达达主义”，后来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先锋诗歌和艺术流派，名字就是这么出来的。

一个晚上，我们在嘉陵江边点起篝火，大家七嘴八舌，起了很多名字，也使用了即兴翻书的做法，都不满意。闹哄哄的人群里突然迸出一个名词：第三代人，立即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就中国当代诗歌而言，这说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个名词很快就进入了诗歌史，成了“朦胧诗”以后一代诗人的命名。所谓第三代，大概是这样划分的：民国时代太久远了，就不管了，从1949年建政算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是第一代，也就是一般的当代文学史上说的17年文学，这一代的代表诗人应该是郭小川等；朦胧诗一代算是第二代，朦胧诗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特指北岛、芒克、舒婷、顾城、大江河、多多、杨炼这几个人形成的诗歌现象，他们在文革期间开始写作，文革后横空出世，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复苏和改革开放，闪电惊雷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们聚会那阵，正是他们如日中天的时候，现在的人完全无法想象出那个时候诗歌在中国的影响力，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成名诗人就是社会的顶流明星；然后，我们这一代就是第三代。名字确定了，接下来就是编辑诗歌刊物的问题，第一期由西师那边来主编，因为是第一期，我们又都在场，篝火晚会后，我们几个主要人员，就回到宿舍里讨论诗歌稿件。然后，又出事了，和我有很大关系。

我个人的诗歌源头，是民国时期的诗人何其芳、卞之琳、冯至，是属于唯美、抒情、纯正这一路的，有一点中国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意思，语言和形式都很讲究。我以我的诗歌趣味和美学标准，就觉得西师那批诗人的诗歌问题很大，不够成熟。那个时候我才18岁，也不懂江湖规矩和人情世故，就把这个看法直接说出来了，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年轻时谁都不愿意被批评，也听不得批评，特别是来自同龄人都批评，西师那拨人立即开始攻击我，说我的诗受朦胧诗的影响太大，没有原创性，更没有先锋性。胡冬和唐亚平是喜欢我的诗歌的，当然我也喜欢他们的诗歌，就站出来支持我，万夏我们那次是第一次见面，他和南师的朋友也支持我，大家吵成一团，细节我完全记不得了，万夏在很多年后的一个访谈中，说我当时脾气很大，拍了桌子，扔了板凳，我自己觉得这不像我的做派，我那时没有那么豪气。总之结果就是彻底吵翻了，不欢而散，西师的朋友满腔怒气，摔门而去。

我们现在说的新诗，发端于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也称为新文学运动，以“五四运动”为标记，现在也就一百年的历史，在1982年的时候，也就六十年。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孤例。一般的诗歌运动，要么是因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么是对之前的文学的一个反动，要么是一种新观念，政治的或着美学的，甚至纯粹诗歌技艺的。中国新诗运动则首先是语言的。新文学运动之前几千年，我们有一个文言文系统，我们所有的书面语言，就是我们写下来的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学，是一种文言文，词藻和句法与我们日常说话完全不一样。这个有点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各国正式的书面语言，应该是拉丁文，所以，英语里的乔叟（《卡特伯雷故事集》）和莎士比亚，法语里的拉伯雷（《巨人传》），意大利语里的但丁（《神曲》）和薄伽丘（《十日谈》），德语里的歌德（《浮士德》），西班牙语里的塞万提斯（《堂吉珂徳》），在文学史上的说法，是他们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们强大的个人天才把他们民族的语言推向丰富和完美。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是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他们首先倡导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所谓的白话文，就是当时的口语，就是说，我们是怎么说话的，就怎么写作。就小说而言，明清时期已经有白话小说了，基本上是半文半白那种。白话诗歌最早是胡适写出来的，他出过一本《尝试集》，其实还是半文半白的感觉，到了郭沫若的《女神》，才有了真正白话的句法和语感，当然是大喊大叫，极度夸张那种。然后，徐志摩1923年组织了新月社，新月派诗人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出风头的诗人，现在来看，里面最重要的诗人是闻一多，他的《红烛》（1923）、《死水》（1928）在新诗史上都很重要。同年，李金发编定了他的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年后正式出版。李金发那时在巴黎学雕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他也就开创了中国的象征派诗歌。李金发的诗有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当时的读者完全不能接受，而徐志摩那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和小清新的调调，让他成了一个明星诗人。二十年代后半期，还有两个重要诗人，就是冯至和戴望舒。三十年代的重要诗人则有何其芳、卞之琳和艾青。四十年代的重要诗人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七月诗派”，以牛汉、阿陇、绿原为代表；另一个是“九叶诗派”，以辛迪、穆旦、郑敏为代表的九个人。前二十年新诗史上这批重要诗人，除了卞之琳和何其芳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胡适、闻一多留美，郭沫若留日，徐志摩留英，冯至留德，李金发、戴望舒、艾青留法。但卞之琳的英文，可能还有法文，都非常好，也许也可以说，中国的新诗主要是在西方诗歌框架里建构起来的。

中国新诗语言有三个来源，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口语系统，一个是古汉语，也就是文言文系统，一个是西方诗歌及其翻译系统。口语系统的语言，需要精心的选择和打磨；文言文系统的语言，需要当下的转化；西方诗歌翻译系统的语言，需要汉语化的处理。第二点和第三点，基本上是中国诗人独有的工作，就是说，中国诗人要面对一个语言成熟的问题。先不说但丁和莎士比亚，他们属于世界文学史上仅有的几个天才，我们的汉语需要出现乔叟、拉伯雷、薄伽丘、歌德这样的人物，让汉语丰富和完美。语言的成熟，除了需要这种强力天才，还需要时代的成熟。白话文，或者说现代汉语，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语言，历史太短。民国时期的诗人，一下子就要处理一种新的语言，没有传统，没有经典文本，他们实际上在做一种拓荒的工作，走到哪儿算哪儿。一种语言的感受力、承载力、表现力、想象力、发明力、以及语感和品质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积淀的，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时间太短，这一切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因为意识形态的一边倒，我们只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东西。到文革开始，所有传统都被铲除了，当然就不会有文学，更不会有诗歌了。而在同时，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已经进入后现代了。

我们指称的第二代，所谓的朦胧诗一代，其实就是那么特定的几个人，北岛、芒克等，除了舒婷，他们都在北京，都是干部子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一种地下和私密的写作，会有几个人形成的小圈子。文革前中国出过少量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现代主义文学，他们肯定都看过，所以视野比他们的同代人都开阔。他们的诗歌，有象征主义和意象派的东西，有一些现代诗歌修辞和技巧，比如通感等，追求新奇的意象和比喻。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个人出发，书写自己的心灵感受，对他们身处的当下有着强烈而真诚的回应，自己的回应，比如北岛的《回答》。他们只代表自己，只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很重要，之前的诗歌都是站在某个队列里，代表着一个集体发声，而发出的声音，必须是维护这个集体的，是这个集体需要的。当然，北岛他们的抒情主体，还不是一个具体的普通人，而是大写的人，他们表达的心灵感受，也不是日常生活本身的，或人性深处的，或生存经验本身的，而是某种抽象的观念、意志、理想和精神，还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还谈不上对命运、历史、存在的真正深入，诗歌美学上，也仅仅是接上了四十年代“九叶诗派”的诗歌传统。这也是稍后他们被第三代诗人攻击的地方，他们还飘在空中，第三代诗人一开始就落在地上。不过这里所说的感觉，只是针对他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诗歌。

1982年10月，我们在西师因为诗歌作品和诗歌美学激烈争吵，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还小里小气的计较一些诗句，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在观念上翻篇了，所以今天我会说，他们是对的，我当时也确实没有那些反叛和先锋的意识。另外有两个词，常常会用来解释我们当时的行为。一个是“影响的焦虑”，当代美国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写过一本书《影响的焦虑》，大概是说一代诗人面对上一代诗人，以及之前的所有诗歌传统，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们生怕活在上一代诗人的阴影里，因而必然对上一代诗人有着强力误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到不了这个级别，我们都太年轻了，还不够格产生这种压力。另一个词“弑父情结”到是比较准确，野心勃勃的年轻一代急于上位，必须把父亲杀掉，这个合乎我们当时的状态和心性。

还有一个公案，关于“第三代人“这个名字，究竟是谁提出来的。那个篝火晚会上，闹哄哄的人群里迸出来这个词时，我并不知道是谁，当时也无人关心。今年上半年，四川一个很优秀的诗歌批评家胡亮，完成了一本二十万字的书《朝霞列传：八十年代巴蜀先锋诗群》，在这本书中他考证出，西师的郭绍才，廖希那拨人里的主力选手，早就想好了这个名字，并写有一份“第三代人宣言”。我倒是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第三代人”这个名字，不太像即兴说出来的，更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也许是一开始他自己也不自信，没有拿出来，然后很快就吵翻了，来不及拿出来，总之，胡冬、万夏和我，应该是到现在也没见过那份东西。顺便说一下，《朝霞列传》这个书名真好，又高级又惊艳。

在重庆北碚的这次聚会，诞生了“第三代人”这个名词，这一点很重要。回到成都后，成都科技大学的何继明找上了我们，成都科大和我们川大紧挨着，中间就隔了一条公路，后来也并到川大了。何继明是79级的，有大哥的能力和风范，他在科大也组织了一个社团，不完全是写诗，而是一批有抱负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的社团感觉组织性和凝聚力更强，有一点帮派的意思。何继明对“第三代人”这个说法，特别感兴趣，特别认同，西师和我们已经闹翻了，胡冬就决定让成都科大加进来，和南师一起，还是三个大学，继续展开我们的诗歌事业。一个多月后，胡冬、何继明和我就奔赴南充，和万夏他们共商大计。那时成都到南充，要坐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很辛苦的。南充的聚会非常和谐，非常成功，讨论了各种合作细节，我记得甚至还讨论了一些诗歌写作技术方面的东西，这是和第三代人相关的第二次聚会。从南充回成都后，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在南充谈好的事，一件都没有落地。然后没过多久，应该是特别个人的原因，胡冬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没有热情，没有兴趣推动任何事情，再后来，连人都很少露面了。也许是因为有更大的平台了，也许是胡冬人整个颓了，我们在学校那个白色花诗社，也无人主事，很快就自行消散了。

然后就到了83年春天，我的大二下学期，因为近，又好玩，我就整天和何继明那拨人混在一起。在何继明的主导下，我和他频频去成都各个大学串联，那个时候每个大学都有学生自己的诗社，很快我们就组织了成都的十来所大学，成立了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我记得是在望江公园开的成立大会，时间应该是5月或者六月，人很多，肯定在五六十人以上。这个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是我们自行成立的，没有向谁申请，也没有经过谁的批准，按规矩应该算一个非法社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松散的，也没什么要求和章法，每个学校会有一两个带头大哥。经常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读诗和喝酒。何继明让他手下一个兄弟叫李小嬴的，做了会长，我被推举为主编。我们还是要编印我们的会刊《第三代人》，编选稿件的时候，因家里有点事，我就回老家了，诗稿基本上也是何继明他们编的。很快就到暑假了，何继明正好也毕业了，他就把编好的诗稿带回老家，四川广元旺昌。那个时候的民间刊物，都是打字机打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一般可以印到几十上百份。新学期开学时，何继明让人把装订好的诗刊带到成都，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本《第三代人》诗刊，1983年9月正式面世，“第三代人”这个名词，也正式进入到一种公共生活中。

这本《第三代人》诗刊，大概有二十几个作者，全是成都各个大学的在校学生，绝大多数都属于青春期写作。就我所知，后来还在写作的，只有胡冬、唐亚平、邓翔、陈绍陟和我。何继明用“北望”这个名字，写了一个“第三代人宣言”，诗刊里也有他好几首诗。北望那几首诗其实写得相当好，有汉语里的艾略特那种语感和戏剧性。但是他一开始就不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我也没感觉到他对诗歌有真正的热情，记得我们到处串联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是为了聚集力量，搞民主运动，所以多年来我就没把他看成一个诗人。我那个时候肯定不知道民主运动是什么，只觉得写诗是最重要的，我真的觉得，一个人要是不写诗，生命一定很无趣。《第三代人》出来后，应该在四川，包括重庆，那时重庆还属于四川，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学生诗人中，但也就仅此而已，这种影响基本上没有出四川。如果按今天的眼光看，除了邓翔的作品，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少作”，青春期的习作，在诗学维度上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想谈一谈诗人邓翔。邓翔有一种天生的语感，只能说是天生的，所以他一写就很成熟。一首诗的成立，首先是语言的成立，而语言的成立，首先看是否有一种独特的语感。邓翔的诗歌非常高级，冲淡、自然、及物、不感伤、不强烈、不刻意也不雕琢，有时的粗燥感，也像叶子上的泥土，和自然亲近。我知道他的一个源头，就是刚去逝的罗伯特·勃莱，不过，我想他也就是读过几首王佐良翻译的勃莱，当然，翻译得很好。一个诗人受影响，不需要读很多，有时就是几首诗，感觉契合了，心意一下子就贯通了，感觉就出来了。我现在看邓翔那些诗，觉得更好，如果再考虑到写作时间，邓翔应该有一种诗歌史意义上的重要性，在1983年以前，他是中国写得最好最成熟的几个人之一。但邓翔那种写法，那种风格，在当时完全不会被注意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需要热闹的东西，比如先锋，比如史诗，需要口号、姿态和体量，需要一种话题性、公共性和普遍性。而邓翔是太安静了，太个人化了，像一缕清风太早吹过荒原，没有让土地湿润、青草生长，反而被蒸发了。有很多诗歌，在某个特定时期会很重要，影响很大，但时过境迁，就没有意义了。邓翔的诗歌，有一种超越时间的魅力，当时好，现在还是好。

1983年9月，就在《第三代人》诗刊出来后，可能是动静搞得太大了，川大校方就找到我，很温和的，就说你们要写诗，就在学校里面搞搞，政策上是不允许跨校结社的，我们可以在学校里成立诗社，还可以提供活动场所，和一点小经费。我想，可能每个大学的组织者都会被找去谈话，但每个学校的处理方法肯定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川大应该是最温和的。北望毕业离校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是既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也没有行动力，校方这一压，那个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就自行消散了。各个学校的人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但就是朋友似的交往，再没有组织过大的活动，也没有继续编印《第三代人》，所以，《第三代人》诗刊也就只出了一期。那时，我的辈分已经有点高了，川大为我们成立的诗社，我就让中文系二年级的钟山做社长，我还是挂着主编，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

到1984年秋天，胡冬毕业去了天津，万夏毕业拒绝服从分配，直接就回成都了。那时成都的文化氛围特别好，特别火热，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成立了一个官方批准的“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在这个协会下又成立了一个“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这个也是合法的，有公章。这个在当时是很了不得的大事，那时除了作协，其他的写作者都是一种个人行为，处于一种民间、甚至地下的状态，不能结社或成立其他任何组织，不能搞铅字印刷，因为去印刷厂印东西，必须要有盖公章的介绍信。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只有成都有这么一个作协系统以外的合法的民间诗人组织。

“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会长是骆耕野，副会长是欧阳江河和黎正光，秘书长是周伦佑。钟鸣、万夏、杨黎、石光华、杨远宏和我是付秘书长，副秘书长应该有七人，另外一个是谁不记得了，有可能是孙文波。另外还有几十个理事，成都各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诗人，占了理事名额的绝大多数。这些大学生诗人是以我们那个“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为基础的，基本上全部会听从我的号令。骆耕野当时是成都的诗歌老大，他1980年前后，以一首《不满》得了《诗刊》的奖，一下子就在全国出名了，到北京他又和北岛他们搞在一起，这样官方和民间都认他。那时的官方和民间，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社会地位和诗歌观念的。我后来知道，我们这个青年诗协主要是周伦佑想操纵的。骆耕野那时的名气和地位，不需要这个，但周伦佑他们需要，我们就更需要。周伦佑那时住在西昌，他本来是想在西昌遥控成都。

没多久，万夏和杨黎来川大找我，大意是说，你看周伦佑人在西昌，其他那些老同志也没热情，我们这个诗协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应该把权利拿过来，要干事，要出刊物。他们的计划是，我们提议诗协开一次全体理事会，然后通过合法的选举，就是程序正义那种，老大当然是不能动的，我们就把周伦佑和欧阳江河他们选下来，由杨黎和我做副会长，万夏做秘书长。这么干必须要我配合，那些大学生理事都听我的，如果投票，我们肯定远远超过半数。其实直接说，就是搞一次政变。接下来的事态，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开了一次全体理事会，按我们的计划作了新的选举，骆耕野也没察觉到什么不对。我想，那时肯定有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毕竟才二十岁，好像就在创造历史了。

“借象·红尘”系列
关晶晶作品

周伦佑在西昌得知这次政变，星夜赶回成都，找到骆耕野。现在看来，我们这次政变夺权太彻底了，完全赤裸裸的，老同志们当然就不干了。但我们完全合乎程序，一边是周伦佑、欧阳江河、黎正光，一边是万夏、杨黎和我，算是势均力敌，可以打个平手。骆耕野一开始是无所谓的，但周伦佑赶回成都后，他在个人情感上应该更偏向他们，毕竟他们是一代人，共同的东西更多一些。一个晚上，我们七个人在万夏家里僵持了一个通宵，双方都不妥协，心怀鬼胎，各有各的道理。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可能玩政治就是这样的，非常无聊，也非常无趣。骆耕野后来就各打五十大板，把这事悬挂起来，既不承认我们的合法夺权，也不恢复以前的局面，副会长总之是个虚衔，就不了了之，他让钟鸣做了秘书长，掌管公章。这次政变让这个“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任何作为，连一般的活动都没有组织过。钟鸣后来抱怨说，他当秘书长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擅自帮万夏盖了一个公章，然后骆耕野一生气，就把公章也收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