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刊是解构政治‘正确’，解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解构极权体制的克星和有力神器。……所以，推进民刊就是推进自由；推进民刊就是推进民主与民权。民刊的存量，民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直接体现了民生民主民权民情的发展现状。它既是人的生态的体温计，又是气候环境变化的晴雨表。”[5]
＜2.动机不纯。
动机是潜意识里的东西，是血液里的东西。“动机”更原始，它先于“认识”。一个动机不纯的人，是没有指望的，也是没有救赎的。由于“动机不纯”，导致他（她）或他们（她们）认为办刊是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捷径，可以成功、成名、成家；一旦成功成名，就可以名利双收，甚至“蟒袍加身”，人五人六，吃香的喝辣的。这不是真正办刊，这是邪灵趋动，就像陈胜、吴广起义。目的就是为了翻身，做人上人。这种人满脑子“王道” “王法”，满脑子“山头”思想，满脑子“丛林法则”，满脑子斗争哲学、实用哲学；江湖气很重，互相利用、尔虞我诈。实则没有信仰，没有进入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民刊不过是他们的拐杖，一旦成功，“拐杖”即可扔掉。
“我是二零一一年初参与故乡湖北公安县一民刊的策划和草创工作的。我的朋友瓦（化名），一直就想办刊，想当头。想了近二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当初民刊大‘起义’、全国‘旌旗招展、山头林立’时，他就有此夙愿，他好这一口（想当头），一直到现在全国民刊偃旗息鼓、奄奄一息。他仍然想办刊，想得牙直痒痒。办刊办刊办刊办刊办刊……脑子里满是‘办刊’， 这是他的一个梦。就像一个丑女，一个花痴，一个太监，满脑子‘淫’梦。无奈，他太小气，太狭隘，连起码的‘人之初’都没有学会，就想成为‘中心’，成为‘一呼百应’的头。但执行能力很差，小算盘、小九九打得太多，想自己的时候太多，想别人的时候太少，‘粮’没有，‘钱’没有，人格魅力没有、心胸没有，就想绑架兄弟们成就自己的‘霸’业。一句话，自己不想掏钱，光要别人支持，却想成事，那不成。既想嫖娼，又不想付娼资，那怎么行呢？当然，你开始可以拿事业拿理想拿文学拿朋友感情拿一些冠冕堂皇的东西来糊弄人绑架人，但日子久了，靠这个是不管用的，文学不是投机的产业，最终，还是要‘钱’说话的，你设计、排版、印刷、邮寄等都是要钱的，没有钱就不行，不能持恒。
当初我也有此‘淫’梦。因为自己办刊，就可以自己说了算，言论可以自由。且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观可以直接发表出来，直接在自己的刊物上体现。所以，对他提出办刊，我是支持的。什么支持都可以。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再说，我的朋友瓦一直也很优秀的。这是在二零一一年以前（没共事）对他的印象。我之称他‘优秀’主要在于他对语言特别有天赋，也特别敏感。当然，我也是一个有一定语言天赋的人。所以当我俩在县里第一次碰在一起时（县文联关于我的作品《父亲》讨论会上），很有相见恨晚之感。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乡镇教书，他在县中医院当大夫。当时我虽然写诗，也写了一些很前卫的小说。所以我俩很谈得来。
……直到二零一一年，他在某一天晚上，突然来电，说要办刊物《强流》（化名），有十万火急之意。当时，我已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多年，已没有了当初办民刊的冲动。没有冲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国民刊正在自生自灭、自我萎缩，正在受限，被压缩，空间很小。很萧条。当初的很多民刊主体都已分化瓦解，且有的主将或主力，或另谋他途、或隐退。经济成了时下的强流。但第二天上午他又来电话商议。意志很坚定，并说资金不成问题，有人投资，这个我不用担心。我只需冠名。并提出我俩共同担纲，当主编，他主内我外。其实故乡还有一位人选，同样很优秀，他叫一石（化名），其艺术功力同样深厚，与他旗鼓相当。一石是他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仨的纯文学情结在当地特别浓郁。可以说是县里的翘楚。他俩最优秀，我稍逊。当初在公安，瓦还曾自豪地称‘我们仨是公安的后三袁’，但我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这次，他竟没提一石，而是说我俩主要担纲，我很意外。提出让一石与他一起办刊最好，我表示支持。因我不在故乡，且北京杂志社事务也多，无假顾及。他说没关系，说你什么也不用管，只管组稿、宣传。想，多年的挚友，支持他的工作是应该的，支持他也就是支持文学。我答应了。但我提出：一、不搞同人，不能只发自己稿，稿件面前一视同仁，没有大家小家，不存在有名无名，刊物不能同质化，不能玩自转、自我重复，那样会死翘的，应面向全国；二、不称‘后公安三袁’，也不称‘新公安派’，不搞‘派’，不仰仗任何‘古人’、不吃‘古人’饭；三、刊物交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我不愿意走‘地下’。具体交哪家出版社，这个他不用管，我来联系）。当然对刊物版式、美术设计、内文插图等细部我也提出了一些主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他很同意。所以，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连续两年，由我联系，《强流》交花城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但二零一三年，我不想干了。累。难缠。也难以忍受‘强流’。经常争吵，很不愉快。经费，稿件，价值观，还有谁谁做副社长，谁谁做秘书长等，都成为争论的焦点。为此，蒸发了我许多时间。由于冠名，给了一顶忝列其后的‘主编’官帽，‘主编’成了主要‘劳工’或主要‘打工’。说是‘只主外’‘什么也不用管’，其实什么也都‘管’了。筹资、人事、社务，关系调和，组稿，审稿、定稿、栏目设计、联系出版、联谊、开会（活动）、发行（全国寄刊）。一道道指令。想，这两年，我都在干啥？当然，一切都是我愿意的。为了文学，为了家乡，应该。”[6]
但我发现确实是一个小气鬼，“用度小气、用权小气，用稿小气，一切都小气。”[7]。
所以，我这第二主编就在办第三期《强流》时，把自己给“炒”了。主要原因是尿不到一壶，其次在北京我的事也多，我要讨生活要为生计而奔忙。
“其他几位主要成员都在家乡（湖北公安县），他们也尿不到一壶。实话说吧，一旦当头的心术不正，谁都跟你尿不到一壶。所以他们也是聚少离多。开会就是吵架，像一对公鸡。”[8]
瓦的不成功，这是某种天意。因为他格局小，气度小，加之动机不纯，很多时候，人格分裂，不诚实，不说人话。时刻想把“兄弟们”都变成他永远的“劳工”。所以，如果他成一旦成功和成名，人格一定会更加分裂，且只“不再关注甚至疏远民间诗歌社团组织”，甚至有可能会抵毁“民间诗歌社团组织”。
《新诗路》：据我所知，很多民间诗刊当初创办时起点都很高，但最后能够坚持存活下来的却不多，您认为若让一本民间诗刊更具有生命力，必须创造哪些先决条件？
黑丰：先说“活”不下去的原因：一、没经费，你活不下去；二、没毅力，你活不下去；＜3.经常碰高压线，你更活不下去。
所以，最大的困难和困境，不是是经费的问题，也不是毅力的问题，但有比經費比人的毅力更大的问题。“這就是人文環境的困境與困惑，是‘高壓線’困境與困惑”的问题，“這不是一個二百二十伏的‘電壓’的問題，這可是上千伏上萬伏的‘電阻’和‘電壓’的壓力問題。中國的民刊和中國的民企的困境和困局是一樣的，它們的發展，一直是受限的。可這個你能說嗎？[9]
说了“活”不下去，下面如何“活”下去，您就明白了。
经费不重要，毅力也不重要。言论自由才最重要。钱多钱少都可办刊，纸刊不行，办网刊。懒人也可以办刊，办一期也是办，办两期也是办；一年办两期，两年办一期，都可。问题是不让办刊，或经常审查你的刊，您就没辙。
我说的都是大问题。
《新诗路》：您如何看待当下诗坛现状？这种现状给民间诗歌的发展带来哪些障碍？在此现状下，民间诗歌有哪些可能的突围方向或者存活方式？
黑丰：当下诗坛，看似“繁荣”看似“烂花遍地迷人眼”，其实大多都是肥皂泡。看着“漂亮”，一旦“泡”破，什么也没有，只有“泡沫”，只有一地垃圾。
一切都是“玩”。玩诗、玩生命、玩时间、玩语言、玩符号、玩概念、玩能指、玩新奇、玩高深、玩主义、玩革命、玩苍白、玩残酷、玩血腥、玩冷漠、玩苦难、玩他人痛苦、玩非人道、玩野蛮、玩钱、玩自转、玩自我重复、玩他人、玩同人，玩山头、玩“低下”。就像猫玩尾。所以，一切都是玩。
这一切现状都与政治生态有关，与传统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没有给出“信仰”。我们的文化给出的，要么是实用、是谋略，要么是灭度、是虚无、是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 ），从来没有给出“信仰”。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信神。高度相信自己，个人至上，个人英雄主义至上，“王者”至上。所以不解决信仰问题，不解决个人灵魂归宿问题，不解决个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不解决自转与公转、自律与他律、能指与所指的问题，不解决奴民草民贱民臣民与公民的问题，一句话，不解决人权问题、言论自由的问题，不解决法制问题、不解决价值观等问题，“民间诗歌的存活”就一定存问题，“民间诗歌的突围”就是一句空话。
《新诗路》：庚子年疫灾会给民间诗刊的发展造成哪些不利因素？同时也会给民间诗歌写作带来哪些契机？
黑丰：灾难，尤其千年未遇之大灾，从某种程度上看，对诗人作家并非一定是坏事，也并非一定不利。灾难是上帝对人的一次检阅。没有苦难和灾难、没有坎坷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种不幸的人生。从阅历来看，您就是一张白纸，很苍白。所以“利”与“不利”从来都是相对的。灾难更能看清真相弄清真理，更能看清楚弄明白很多问题；以前长期被搁置、被遮蔽的、被蒙骗的，在大灾面前一下就看清了弄明白了；以前一直被当作客观事实的、被当作真理和真相的，现在一下看清了开明白了。在大灾面前，它不仅能看清一个人、能看清一个民族、能看清一种文化（的优劣），更能看清一个政党或一种体制（的优劣），更能看清东方与西方、威权与民主的种种差异。
这样来看，灾难（庚子疫灾）对民刊，或给民间写作不仅没有不利因素，反而能带来新的契机和活力，反而能深化人的魂灵、深化诗的内核。
《新诗路》：《新诗路-诗人年鉴》作为一本民刊，您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态参与投稿或接受约稿的？
黑丰：很悦纳、很欣喜、很积极。
因为民刊是“地母”，它的位置始终是处在潮湿的地平线的。它诞生一切诗人作家、诞生一切文豪；反之，一切诗人作家和一切文豪，都是从民刊的摸索和“摸黑”中走出来的；它不仅是一切人才的发源地，也是一切官方刊物之母。它的贡献举世瞩目、不可磨灭。而在中国这一奇葩的国度、这一奇葩语境，民刊更是贡献了它的所有，但卓而不彰，贡献巨大却反而受抑。并且民刊在点灯办、摸黑办、偷着办；披星戴月，十分不易，所以我对民刊一直敬重有嘉。
《新诗路》：您对《新诗路》诗社及《新诗路-诗人年鉴》的取名有什么看法？或者您是怎样理解这个名字的？
黑丰：这是主编的选择，我尊重。
我认为《新诗路》和《新诗路-诗人年鉴》，一定要本着出“新”的原则。出“新”是必须的，是我們驱动的方向。
“我所谓的出“新”，“首先办刊人员的思想要常出‘新’，其次刊物自身要出‘新’，其三是要常出‘新人’出‘新作’。”[10]
《新诗路》：您是否认同我们《新诗路》这种不接受单位及个人赞助，无稿酬且只向少数重点作者赠送样外，而不向所有作者赠送样刊，若作者需要收藏须自费购买的办刊方式？
黑丰：这是《新诗路》“个人”的事，能理解。但我认为，在不改变“颜色”情况下，“单位及个人赞助，是可以接受。
《新诗路》：您认为《新诗路》诗社及《新诗路-诗人年鉴》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您对其今后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黑丰：已经很可贵了，已经在“挣扎”了；一本在“挣扎”中的刊物，能办成这样，且不端着“僧钵”到处走，到处化“缘”，很不易。
贵在坚持，尤其对自己的特色和差异性的坚持。坚持（本色），是刊物“存活”的最重要的品质。
《新诗路》：您正在运行的民间诗刊或诗社、诗群的基本情况？含创办时间、地点、主要成员、创办宗旨、立场与方向、经费来源、稿件来源、刊物流向等等，可详叙。
黑丰：总的来说，越来越不景气。从一千册到五十册逐年递减，从交正规出版社出版到自印发行，逐渐式微。
《强流》（化名）2011年，在湖北公安县创刊。成员参差不齐。有医生，有教师，有自由撰稿人，有商人、有导演、有出版人，有杂志社编辑，有流浪汉等等。
办刊宗旨是有的。在诗学上，主张“后语言主义”，打的“新公安派”。立场：先锋、独立、现场。在“新公安派·后语言主义”旗帜下，提出了什么“反极权、反传统、反体制、反现代……”等十八反等一些口号，旨在消解一切“逻各斯”和既定价值。还原语言。
第1-2期经费，主要是靠一个叫薛红军的企业家朋友的支持。另外，县文联也支持了一部分资金。后面多期主要靠自己掏腰包。刊物印好后，主要发给诗人作家。
《新诗路》：贵刊（或贵社、贵群）的选稿标准有哪些？或者您所认为的好诗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
黑丰：我们实行的双主编制，所以标准，并不一致。
第1主编瓦，倾向于语言是第一的，他是一个语言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一切只有语言，语言就是一切。哪怕玩的是一种语言游戏，玩能指，玩词团，玩词句，也行；作为第2主编的我，认为语言与内核并置、语言与思想并置，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自律与他律、自转与公转，并行不悖，二都不可偏废。内核和思想，是可以诞生形式的，或者说“内核”本身就包含着“形式”。“语言”是不可单独提出来特别强调的，一旦“剑”走偏锋，那就是玩“皮毛”，玩“花活”。一种没有“内核”的语言，一种只强调“语言”的语言，就是空的语言。
至于一首好诗的“基本要素”，首先应该是“少”、是简炼。诗是“少”的艺术。尤其是好诗，一定是以少胜多的，好的诗一定是简炼、含蓄、深刻、优美的。尽量杜绝长句，甚至尽量杜绝长诗。多写精致、深刻、优美的短诗。当然，擅长写长句和长诗的朋友，也不错，但一定把准，诗的内核，一定是诗意的。而不是一种句子铺排或“拼多多”。
《新诗路》：既然民刊很难入史，同时也很难在官方图书馆陈列与流传，那么您觉得在当下民间诗刊还有存在的意义与使命吗？
黑丰：民刊当然有“存在的意义”呀。
办民刊以及民刊的“存在”首先是“自由”，首先是解放自己，然后是启迪民智，拓展民意民主自由人权，扼制“板结”和“沙化”的人脑、扼制“盐碱地”日趋糟糕的盐碱性；其三、民刊也是“解构政治‘正确’，解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解构极权体制的克星和有力神器。”[11]要说“使命”，这就是重要的历史使命。
至于民刊入不入史，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至于说“民刊很难入史”，倒未必。所谓官方“正史”入不了，难道民史或民间“野史”也入不了也有门槛吗？在所谓官方渠道不得“流传”，难道在民间在人民心里流传就不叫“流传”吗？再说不“入史”不进“官方图书馆”，我们就“折戟沉沙”不办民刊了吗？！NO!
《新诗路》：您认为当下诗歌特别是当下民间诗歌，与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诗歌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若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黑丰：有。
当下民间诗歌与2010年、2000年、1999年以前比，表面来看，似乎更“繁荣”更“烂漫”了。其实，无论从语言的质地、从诗的内蕴、从诗的结构来看，更糟糕更平庸了。这一方便与网络的迅猛发展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政治生态有关。“婆婆”太严，“婆婆”也太多，也太管事，管的事也太多。真正的好诗就“出”不来。这也审那也审，这也不让“碰”那也不让“碰”，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很多诗人就自甘“为奴”、自甘沉沦、自我欣赏、玩自我、玩技巧、玩语言、玩诗等。
《新诗路》：您认为诗写者的年龄不同，其诗歌文本是否存在明显的不同？若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零零年代出生的诗写者其诗歌文本各有什么区别或优劣势？
黑丰：诗龄，其实不是主要问题。
诗文本的差异或者说风格，主要与人的个性有关、与人的天赋、与个人经历和认识水准（眼光）有关。有人写一生写一百年，也不出好诗，也还那样，也还是“白开水”、还是“狗屎”一堆，你拿他咋办。天赋不够，坎坷经历不够，又不谦虚，读书没跟上，又咋能出好诗呢。当然，好诗，不是习得的，主要是天赋；但不“习”，也是万万不行的。因为“习”是一种“凿”，有的“玉”是“凿”出来的是潜在的，早年不显，但逐渐“旭日东升”。
至于各年代诗人的诗文本的“区别”与“优劣”，还真没细致比较过。没有比较，就没有发言权。
《新诗路》：您认为诗歌存在地域差异吗？譬如北方诗歌、南方诗歌、西部诗歌、中原诗歌、东部诗歌（甚至可以更细化一些）各有什么区别？
黑丰：“地域差异”是毋庸怀疑的。什么泥土长什么“庄稼”，这是一定的。土地决定“植被”。比如西北粗犷、粗砺，东南婉约、细腻。水平有限，不敢延展。
《新诗路》：您是如何界定民间诗人（特别是底层民间诗人）与官方(或体制内)诗人的？他们的诗写视角、观念及语言表达方式是否有明显的区别？若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黑丰：如果中国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人”的话，那么，他们（她们）一定是歌唱自由的，一定是捍卫人权、提倡法制的；一定是反独裁、反专制、反禁锢、反审查、反垄断、反特权、反一切意识形态主宰的；一定是与“黑暗”斗争到底，而不愿和解的。至于官方（或体制内）诗人就不一样了，只要他们（她们）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官方(或体制内)诗人”，就一定是对政党对执政当局有所俯就的，不是帮闲就是帮凶，最后一定沦为一批出卖灵魂的“无灵”的人。对他们（她们）来说，“狗粮”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狗粮”；或说，“活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为了“活着”。对于这样一批灰色群体，您还能指望他们什么？他们（她们）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他们（她们）也写作也“吟诗作赋”，一天不写手直痒痒；但对他们（她们）来说，一切写作都一样，一切写作都是“白色写作”，无调性，无血色；一切诗歌，就是一首歌。一首献给“党”的赞歌。
《新诗路》：对于当下诗歌，其称谓很多，譬如新诗、汉语诗、华语诗、现代诗、后现代诗等等，您认为用哪一种称谓更恰当一些？为什么？
黑丰：称谓虽多，几乎都是花样。没有调性，没有本质区别。什么“新诗、汉语诗、华语诗”这种区分，能说明什么，有区别吗？有啥诗学意义吗？不过是玩“花活”。
中国有“后现代诗”，有碎片诗、有语言诗、下半身诗、有各种各样的洋垃圾诗，但很少“现代诗”。决绝地说，中国尚没有进入真正的“现代诗”和“现代性”时代。就中国语境来看，究竟有没有“现代诗”和“现代性诗人”的活性标本？
有，但确实少之又少。
说到命名，也即“称谓”，窃以为用“后现代”和“现代”或其他更有质感的词语命名，似乎更好一些。
《新诗路》：有人主张诗歌“小众化”，他们认为诗只适合少数人书写，也只适合少数人阅读。而有的人则主张诗歌“大众化”，他们认为“人人都可以写诗，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您是如何理解这种“小众”与“大众”的？或者您更倾向于哪种说法？
黑丰：诗歌，本来就是“小众”的艺术。这是对的。但“人人都可以写诗”的，这是您的权力，谁也不可剥夺，这并不等于“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不能这么推导。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权问题，一个诗学问题，两码事。
但“少数”写诗，“大众”读诗、喜欢诗、欣赏诗，这是可以的。实验室的“产品”，最终目的和方向还是“田野”，诗最终还是提升“大众”的精神品味、影响“大众”的审美判断的；“引体向上”和太阳下的广阔天地，才是诗的真正去向。这样的诗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能说诗仅仅“只适合少数人阅读”。我们虽不敢奢望人人成为李白杜甫，但人人都是可以喜爱和欣赏李白杜甫的；我们虽不敢奢望人人成为莫扎特，人人成为巴赫、贝多芬、勋伯格，难道人人喜爱和欣赏他们的音乐都不行吗？这是很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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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释：
[1][2][3][4][5][6][7][11]黑丰随笔《民刊负趋光性》，3月28日“诗歌阅读”【独立】“中国民刊研究”专栏1
[8][9][10].见2020年6月《大荒访谈》第4期～黑丰VS张清华、赵思运、何言宏、柯雷：2020中国诗歌民刊调查问卷。
注：此调查问卷为诗写者与民刊主编或民间社团创办者、参与者的综合问卷，个人与民间社团可根据问卷内容分别选答，个人按民间诗人档案征稿要求附个人代表力作，团体按民间诗歌档案要求附团队代表力作。
《新诗路》诗社
2020/6/10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