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河县》大概是朱朱最重要的作品，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这一组“故事新编”，同样具有强烈的视觉性，在潮湿的雨雾中，不断勾画人体的轮廓，流动的目光、那些动作、阴影和质感，逗引出无边的诱惑与暗示。为了“诱敌深入”，朱朱也更多考虑到读者，不仅在第一首《郓哥，快跑》中，让我们随了郓哥的奔跑，踉跄跌入“一长串镜头的闪回”中，也非常注意布光的效果。必要的时候，他甚至亲自提上一盏灯，让一束光照向身体的局部：

——可以猜想她那踮起的脚有多美丽——
应该有一盏为它而下垂到膝弯的灯。

这束光，好像在维米尔的画中出现过，却也有一种宫体诗的不厌其烦和恰到好处，时间的裙子被掀开了，我们作为读者，也作为“偷窥者”，被指引了观看历史的私密之美、隐微部分的曲线。我最近一次讲朱朱的诗，是在台湾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负责报告的一位小女生，津津有味地解读了《清河县》，她注意到无处不在的暗示性，比如朱朱经常使用“粗大”一词（“我粗大的喉结滚动，/似乎在吞咽一颗宝石”），小女生停顿了一下说：“这能让我们想到其他地方。”对于《洗窗》中这一段：

她累了，停止。汗水流过落了灰而变得粗糙的乳头，
淋湿她的双腿，但甚至
连她最隐秘的开口处也因为有风在吹拂而有难言的兴奋。

她也不由自主表达了喜爱，认为其中难言的快感，女性读者都能够分享。话锋至此，课堂上的其他女生，脸上也都漾起了“我们懂的”的光晕。这也印证了我的判断，朱朱虽然惯以男性的情色视角，写女性的形象，但他不是那种“把粗壮奇长的镜头伸出”的蛮牛，而是能曲尽其意，同理以致共情，果然深受两岸各届不同世代女性读者的喜爱。

将历史情色化，处处着眼其阴影、褶皱，这种“稗史”式的眼光，在当代诗中并不意外，稍不留神，也会落入轻巧、流俗的趣味之中。在《清河县》中，朱朱有意挑起一盏灯，让读者窥见历史幽微的曲线、裂口，但这组诗最了不起的地方，还是一种维米尔式的专注和笃定，一种赋予结构的热忱。我读了马小盐的评论《〈清河县〉——朱朱所构筑的诗歌环形剧场》，看她煞有介事地梳理潘金莲、西门庆、武大郎、武松、王婆、陈经济等人物之间复杂的欲望与观看，并给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结构图：

这个构图包含三个圆环和更多的三角，似乎评论者“脑洞大开”的产物，但她的分析，我基本认同。在这组诗中，朱朱的确显示了非凡的结构能力，单是《洗窗》这一首，就足以令人目眩：

一把椅子在这里支撑她，
一个力，一个贯穿于她身体的力
从她踮起的脚尖向上传送着，
它本该是绷直的线却在膝弯和腹股沟
绕成了涡纹，身体对力说
你是一个魔术师喜欢表演给观众看的空结，
而力说你才是呢。她拿着布
一阵风将她的裙子吹得鼓涨起来，腹部透明起来就像鳍。
现在力和身体停止了争吵它们在合作。
这是一把旧椅子用锈铁丝缠着，
现在她的身体往下支撑它的空虚，
它受压而迅速地聚拢，好像全城的人一起用力往上顶。

站在椅子上的潘金莲，巍巍然如一位凌空的女神，被全城人的眼光，也被“我们”（读者）的眼光向上顶起；而一个力量又倾泻下来，在与身体的抗衡、对话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平衡系统，绷紧的直线之外，还有曲折与凹陷处的涡线。如果把这张图画出来的话，应该完全符合力学的原则。我们能想象，朱朱像一个画师，更像一个工程师，倾身于视觉的想象，绘制了这样一个镂空的人体、一个摇摇欲坠的结构。“我们”也在他的引领下，参与了“洗窗”的游戏，感受危情的一刻。前面一首，诗中出现过的“绞刑台”意象，而此刻，看客们似乎站到了踏板上：“姐姐啊我的绞刑台/让我走上来一脚把踏板踩空”。

《洗窗》中重力与身体的争吵、合作，隐喻了“欲望”与“观看”之间的关系网络，同时也像一种分光镜，折射出了诗人思辨的光谱。朱朱似乎要用某种心理学的框架，试图给出一种人类生活、文明的阐释。如果说潘金莲作为一种幻视对象，寄托了集体性的欲望，王婆作为她的晚年映像，则蠕动于整个结构的最底部，吸纳了欲望解体后的剩余物：“朵朵白云被你一口吸进去，/就像畜生腔肠里在蠕动的粪便”。在后来的访谈中，朱朱交代过他的构想：

我尤其要将王婆这样的人称之为我们民族的原型之一，迄今为止，我的感觉是，每一条街上都住着一个王婆。我记得金克木先生在一则短文里提及，有两个人，王婆和薛婆是我国历史上最邪恶的两位老太婆。是的，的确邪恶，但她们所意味的比这多得多——文明的黑盒子，活化石，社会结构最诡异的一环，乃至于你可以说她们所居的是一个隐性的中心。

——《杜鹃的啼哭已经够久的》

这段文字应该被广为引述，有批评者提醒，不要以为朱朱也在操弄国民性批判一类话题，“王婆”作为一个原型，更多是一个构造幻象的语言动机、一个丰盈的伦理剧场。这样的判断吻合于当代诗歌的“行话”，即所谓“历史的个人化”，最终要归结到差异性、归结到“语言的欢乐”，不然就会落入粗笨的历史反映论。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朱朱还是一个相当较真的写者，不完全耽于语词的享乐。他挑起一盏灯，照进清河县的深处，灯火洒落处，巨细靡遗，他要指点给我们看文明隐秘的构造。

近年来，当代中国的强力诗人，纷纷转向历史题材的书写，间或穿插了民国的、晚清的、晚明的、六朝的符号和情调，这几近一种潮流。朱朱的叙事诗，多从历史人物和文学典籍中取材，如《清河县》、《青烟》、《多伦路》、《海岛》、《江南共和国》等，似乎随喜式地参与其中。但深细来看，他的“故事新编”有特别的路径，不完全在潮流之中，并不必然表现为对历史身体的随意撩拨、抚弄。由于在特定议题上反复纠结、倾心，不断尝试建立模型，不同于历史“个人化”之后的琐碎自嗨，他的诗反而有了一种“解构”之后“再结构”的活力。《清河县》之外，《江南共和国——柳如是墓前》也是令人瞩目的一首。

甲申年五月，清兵南下之时，江南的传奇女子柳如是，曾应兵部尚书阮大铖之邀巡视江防，以激励士兵守城的意志。朱朱的诗取材于这个传说，结合相关史料，让柳如是“盛装”出场：朱红色的大氅、羊毛翻领、皮质斗笠、纯黑的马和鞍，“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典故”。作为“集美貌才智”及刚烈品格于一身的奇女子，晚年的陈寅恪为柳如是做传，意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在柳如是身上，朱朱也寄托了很多，她不仅是“江南共和国”的精神代言，而且又一次凝聚了写作者的激情：

薄暮我回家，在剔亮的灯芯下，
我以那些纤微巧妙的词语，
就像以建筑物的倒影在水上
重建一座文明的七宝楼台，

用文字造境，构筑“七宝楼台”，也就是进一步为文明赋形，“江南共和国”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座写作模型中的“幻觉之城”。在论及当代诗中存在的某种“江南style”时，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秦晓宇认为“所谓‘江南范式’，我理解，是不那么‘朝向实事本身’的”，“那些词与物的光影、流年、情绪，全都是审美意义上的旧物”，写作因而显现为“一种呵护与调情般的互文”。他的话讲得漂亮，说破了“江南”的文本性、符号性，朱朱这首《江南共和国》也出色地体现了“调情般的互文”，在静与动、明与暗、柔媚与刚健之间，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它果真缺乏“朝向事实本身”的努力吗，这倒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显然，对于自己处理的主题，朱朱在知识上、感性经验上，有相当的把握：“南京是一件易燃品，所有设立在这里的王朝都很短暂，战火与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来。‘失败’正可以说是这座城市的城徽。”朱朱曾这样谈论自己生活的城市，也道破了南京的历史特殊性。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据守长江天堑，虎踞龙盘，有帝王之气，但自东晋南迁以来，又一次次成为北方铁骑南下袭扰、征服的前沿。建都于此的王朝（政权），不仅都很短暂，且无人能统一北方，如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成事者皆以西北伐东南”，这也包括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南北之间、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北方的粗朴豪放与南方的绚丽奢靡之间，通过贸易、征战、掠夺和融汇，形成了一种相互冲突又依存的动态结构，如何将南北的张力纳入统一的文化政治构架，使北方免于匮乏，南方免于战乱，是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结构性难题，长江之水也犹如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一次次的战火，都仿佛内在焦灼的一次次释放，一次次文明的毁灭与重造。

朱朱擅长书写微妙的女性经验，这一次他“积习难改”，仍用女性的身体来比拟一座城市的命运，在压抑与快感、守城与破城、文明的糜烂与“外来重重的一戳的暴力”之间，不断进行“猝然”的翻转。这一系列的辩证把玩，看似在身体与欲望的层面展开，事实上恰恰挑动了南北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尤其是“有一种深邃无法被征服，它就像/一种阴道，反过来吞噬最为强悍的男人”一句，带有一种可怕的肉感的吞噬力。当代诗的历史书写，往往会以“音势”的甜美、细节上的堆砌与转化，取消特定的社会政治内涵，或将“正史”的硬壳溶解，开掘“稗史”的妩媚、幽暗。在这方面，朱朱无疑是行家里手，但他的写作之所以脱颖而出，不为潮流所淹没，不仅因为在风格上造就“‘江南’和它的反动”，同时也在于虚实相济的能力，以隐喻的方式把握“事实本身”的动态结构，强力拨响了历史内部的琴弦，敞开了她的纵深和螺旋线，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

四

文明在成熟中颓废、糜烂，“已精确到最后一小截弯翘”（《野长城》），需要“外部重重的一戳”来唤醒内在的激情，类似的观念，在朱朱的诗中不止一次流露，也好像是《林中空地》中惊悚画面的不断复现：在暴力与宁静的辩证中，存在了一种强大的精神造型。对于文学风格的茁壮而言，这样的张力是必要的，正如诗中写到的：“即便他远行到关山，也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将辽阔和苍凉/带回我们的诗歌。”（《我想起这是纳兰容若的城市》）但我们只能在美学的意义上，看待战争和离乱吗，这一切只是为了让笔尖“吮吸了夜晚的冰河”？朱朱的写作，并不如一般评论所期待的那样简单，即便只是“辽阔与苍凉”的情调，也会有碎了的石子落入修辞的齿轮，卡住词语光滑的运作，迫使它翻转出经验粗糙的实在面。

随了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在朱朱近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出现了漫游的主题，视野也逐渐从江南城镇、古典的小说和人物，扩张至对异域文化和生存情境的观察。这样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艺文活动的密集、国际参与机会的加多，“旅行诗”、“纪游诗”成为不少当代诗人开始热衷的类型。在朱朱这里，依照“××与它的敌人”之结构，在他的漫游之中，我们却不时能读到频频的反顾、一种重返本地现场的冲动。像《小城》一诗，描绘一座欧洲小城安谧、和平秩序的同时，又渲染“铺满天鹅绒的监狱”一般的幽闭。诗中的“我”渴望归期、渴望恢复弹性，好像“尖利的暗礁/和恐怖的漩涡”才能带来实存之感。《新泽西的月亮》这首，感叹一位昔日女友的变迁，她从激进、狂野的“时代女郎”，变成美国舒适中产囚笼中的主妇，每当谈起原来的母国，“嘴角就泛起冷嘲的微笑”。作为不得不生活在母国的读者，我们能感觉到那一抹微笑中的隔阂，能感觉到所谓进步自由世界的教条、蒙昧。为了对抗失望的情绪，朱朱在诗中安排了一场梦中仪式：

无人赋予使命，深夜
我梦见自己一脚跨过太平洋，
重回烈火浓烟的疆场，
填放着弓弩，继续射杀那些毒太阳。

这样直率、热烈的文字，在朱朱笔下并不多见，“我梦见”只是激情退却后的一种对激情怀旧模仿，是为了将“辽阔和苍凉”短暂带回笔端吗？我们分明读到了一个“疆场”的存在，“烈火浓烟”或许只是一种象征，但这个“疆场”也是一个磁场，强力吸附着“病态的跳来跳去”的诗歌语言。朱朱的语风，也随之变得更硬朗、直接，甚至放下暗示的技巧、直陈式地发言：“我还悲哀于你错失了一场史诗般的变迁”。无独有偶，这个议题也出现在了他写给张枣的《隐形人》中。不同于一般的悼亡之作，这首诗包含了某种有别于“知音关系”的对话性：

中国在变！我们全都在惨烈的迁徙中
视回忆为退化，视怀旧为绝症，
我们蜥蜴般仓促地爬行，恐惧着掉队，
只为所过之处尽皆裂为深渊……而
你敛翅于欧洲那静滞的屋檐，梦着
万古愁，错失了这部离乱的史诗。

这段诗写得有点沉痛，在诗人普遍倾心的“悠悠”、“万古愁”之下，朱朱强调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也不妨将其点破：“中国在变！”“这部离乱的史诗”可能被错过、被无视，但无人能真的幸免，我们或如浮木般漂流，或“蜥蜴般仓促爬行”。“惨烈的迁徙”或许还是一个抽象的说法、一个模糊的背景，但朱朱的“精确性”中生成了一种论辩性，硬朗的语风背后，也有可以明确亮出的观点：

我戚然于这种自矜，每当外族人
赞美我们古代的艺术却不忘监督
今天的中国人只应写政治的诗——
在他们的想象中，除了流血
我们不配像从前的艺术家追随美

——《佛罗伦萨》

这首诗在写欧洲，写无处不在的“新东方主义”偏见：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怎么能不反体制就在欧洲随便出现？这首诗质疑了洋人的“政治正确性”（在这方面他们与我们一样的俗气、一样的不真诚），但实际上，也不怎么吻合当代中国的“美学正确性”。估计会有朋友不习惯这样的公然表态，也会有立场相左的读者，不同意他“唯美”的矜持与傲慢。和以往不同，朱朱似乎在写一些并不那么讨喜的东西，容易被左右两方面指摘。但问题是，当代的文化从不缺乏立场，缺乏的是“立场”背后的理解力和同理心，很多激进的政治表述，因不在意现实的状况本身，反而会沦为一种“去政治”的话语消费和自我迷幻。在一片嘎嘎作响的氛围中，朱朱不愿在诗中“写政治”，拒绝的是一种“想当然”的政治，这种拒绝本身恰恰具有一种内在的政治性。

当然，从本性上讲，朱朱肯定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文字还是萦绕了一种现代“浪荡子”的脱序感。但“脱序”不等于无动于衷，他的视角游走、不断跨越界限，旅行没有导致感受力在异域见闻中的扁平化、游牧化，却总在不经意间，揭破美丽世界的多重面纱，无处不在的“傲慢与偏见”，也一次次拨动敏锐的心弦。《好天气》好像算不上朱朱的代表作，从未被人特别提起，却是我个人相当认可的一首诗，朱朱在他擅长的视觉、空间想象力中，内置了一枚反讽的芯片，将“颜色革命”后变动的世界感受，装入一个早晨的“模型”中。这是个美好的早晨，蓝天白云，每件事物清洁、鲜艳，闪动着“光亮的尊严”：

好极了，这就像东欧的那些小国
从极权中醒来的第二天早晨，
长夜已经过去，不再有宵禁，
不再有逃亡，不再有镇压……
日子像摇篮，像秋千，

开头一段，洋溢了某种“历史终结论”的甜美气息，在“好天气”里，一个告别极权的、好的、民主的世界，正在“梳理自己的羽毛”。但还有一个流亡者正“踌躇于归与不归”之间，因为“好天气”之后会有“坏天气”、“漫长的危机，漫长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恶，变得更狡诈，无形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或许有了前面的美好晨景，读了这些“漫兴”的闲话，我们并不觉得抽象，反而眼前会浮现出“民主”大潮退去后，那些裸露出来的地区上演的一幕幕灾变。最后，朱朱笔锋一转，写到了“我们”，写到了我国“公知们”的尴尬处境：

至于我们，尚且在时差格栅的远端排队，
就像蜗牛背负着重壳并且擎住一根天线般的触角，
我们只不过是好天气的观光客，触角
偶尔会伸出大气层的窟窿。

这几行有一种极为传神的漫画感，“民主”与“极权”、“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结合了地理与时差的视觉想象，一道道环球的“时差线”，就是一道道有形与无形的“格栅”。“我们”正像一群难民，排队等待穿越国境，队列尽头的自由世界，则如一场盛大虚假的“楚门秀”。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讽喻诗，朱朱灵活地调动轻盈的语势，在“好天气”里带出了一连串的追问，态度也由歆慕、反顾，转入滑稽的自嘲、严肃的质询。这是一首“反极权”的诗吗？或是揭穿“好天气”里的“自由”意识形态？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仿佛置身于格栅之中的缓慢队列，在雾霾天中向往“好天气”的我们，对于周遭的世界，也不免怵怵然，要竖起警觉的天线。

朱朱提醒读者和同侪，不要“错失了这部离乱的史诗”，他的写作也暗示，“离乱的史诗”不仅仅发生于巨变的母国，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历史颠簸的映现。在我读到《好天气》之后的不几天，“疯川普”意外当选！“民主自由”的理想在欧亚大陆带来的混乱，不仅有目共睹，甚至在辽阔的新大陆，也有可能被唾弃，进一步露出金融地产军火商凶蛮的嘴脸。世界史是否会掀开新的一页，“重回浓烟烈焰的疆场”，不再单纯是一种末世论的文学想象。“有一种深邃无法征服”，朱朱在柳如是的身上，构造了一种江南的神话，同时也寄托了写作的内向激情：渴望破城、渴望来自外部的“重重的一戳”，也就是渴望用文字的精准、深邃、螺旋的褶皱，去反噬一部“离乱的史诗”，在紊乱的线索中凝定一颗睿智丰沛的心灵。虽然那来自外部的“重重一戳”，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心理及欲望投射，尚未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的脉络中去细致分辨，但当“历史个人化”的喧喧嚷嚷，我们已逐渐听倦，“跳来跳去”的无尽转化，也露出些许疲态，一种具有结构感、能赋予事物以格局、层次的想象力，有理由被更多期待。

本文刊载于《新诗》第21辑《野长城》（朱朱专辑），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