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三十余年文化之变

　　余三定：对于新时期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从文化变迁的视角该怎么看？您不久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听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断裂”和“成功”，是很难放在一起的。

　　陈平原：首先需要说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断裂”，并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一种历史描述，即社会生活、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等处在一种激烈动荡的状态。这既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接下来，才有所谓“成功”或“失败”的文化断裂。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改变了这种独尊革命的思维方式，这些年则更多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可我认为，即便是“和谐社会”，也并不像桃花坞年画描述的那样“一团和气”，照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历史本来就是由“演进”与“嬗变”、“延续”与“转型”之互相缠绕构成的，有断裂也有连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把历史进程想象成“一路顺风”，那是很不现实的。而且，没有任何跌宕起伏的历史，实在太无趣。正是各种各样的断裂，造成某种意义上的间隔或跃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文化断裂。 其实，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好多类似的“断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5年的摒弃科举，还有废除帝制、全面抗战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某种断裂。新中国建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等，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为何纪念改革开放？不也是承认那是对“文革”历史的否定？今天这个“断裂”获得大家的认可，承认它是对10年“文革”的终结，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余三定：怎样理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陈平原：毫无疑问，30余年前开始的那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实以及精神状态。比如说，如果你关注文学艺术，你会记得，1985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时候，“文革”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开始独立表现，走上历史舞台，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涌现出来的。经历过对西方文学、学术的热烈拥抱，到这个时候，逐渐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1985年对于文学艺术、人文学术而言，绝对是个重要年头。至于经济史或社会学家，你肯定关注1992年。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如果你关注的是大学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北京大学在百年校庆期间，起草文件时，建议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因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了。这个建议被高层接纳，江泽民总书记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做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这可不仅仅是几个字的差异，此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选择不同的“关键年份”，意味着你谈论“三十年”时的观察点，蕴含着某种特定的立场与思路。所以，所谓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实是一个假定的论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缝隙，进入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与阐释方式，这才可能呈现千差万别、五彩斑斓的“三十年”。

　　充分正视我国目前办大学的“误区”

　　余三定：我在前面提到，您近十多年来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特别是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在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独特的、深刻的见解和观点。其中您关于办大学的“误区”的分析就非常尖锐而深刻，希望您能具体谈谈。

　　陈平原：我以为，大学的一大特点，在于需要“接地气”，无法像工厂那样，引进整套设备；即便顺利引进，组装起来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对眼下铺天盖地、不容置疑的“国际化”论述，我颇为担忧。比如，以下几个口号，在我看来属于认识上的“误区”，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与国际接轨”。可国外著名的大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个“轨”，怎么“接”？认真学习当然可以，也很应该；但“接轨说”误尽苍生。某大学校长主持汉学家大会，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初听此言，啼笑皆非——本国语言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岂能同日而语！不过，这位校长并不美丽的“误会”，倒是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大学，正亦步亦趋地复制美国大学的模样。第二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强强联手”。据说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就是强强联手，因为各种数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亏还没把北大、清华合起来。大学合并，有好有坏，但“强强”很难“联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遗症。过多的内耗，导致合并后的“大大学”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来调整、消化。需要的话，强弱合并还可行，因为大学需要有主导风格，若强强合并，凡事都争抢固然不好，凡事都谦让也不行。 第三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取长补短”。办大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要努力开拓视野，多方取经，既借鉴国外著名大学，也学习国内兄弟院校。只是因为有各种评估及排名，这个“取长补短”的过程，不知不觉中演变成缺什么(专业)补什么(专业)，最终导致自家特色的泯灭。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整合”的大趋势还在继续。 第四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努力“适应市场需要”。学生选择专业，有其盲目性，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无论请进来还是送出去，都应该考虑国家需要——凡市场能解决的，不要再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就业前景好的商学院或法学院。这实在不应该。欧美也是这样，政府或大学的奖学金，不是奖励选择热门专业，而是用来调节社会需求的。你学古希腊的哲学或文学，就业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个人类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奖励你。同样道理，用国家经费送出去的留学生，也应该有专业方面的要求。 第五个误区：办大学就是要多跟国外名校签合作协议。恕我直言，很多协议属于空头支票，签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阁。所有的“合作”，必须落实到院系才比较可靠；而其中最为实惠的是“互派学生”。但这有个前提，得有经济实力支撑。

　　余三定：您作为中文系教授，面对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您有何感想和看法？

　　陈平原：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辩解：不同学科的“国际化”，其方向、途径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接近，学者们都在追求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社会科学次一等，但学术趣味、理论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较趋同。最麻烦的是人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论述都跟自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联系，很难截然割舍。而人文学里面的文学专业，因对各自所使用的“语言”有很深的依赖性，应该是最难“接轨”的了。 所以，文学研究者的“不接轨”、“有隔阂”，不一定就是我们的问题。非要向美国大学看齐，用人家的语言及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即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收获若干掌声，也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倡导并积极探索文学讨论课

　　余三定：5年多前，我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读到过您的散文《“专任教授”的骄傲》，该文写道：“2006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说您十分乐意当一位“专任教授”，您确实也是北大特别受欢迎的“专任教授”。我记得1992-1993学年度我在北大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的那一年，每周都去听您的课，从未间断，至今仍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您特别提倡文学教学的讨论课，希望您具体谈谈讨论课。

　　陈平原：讨论课就是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余三定：请您谈谈北京大学的讨论课。

　　陈平原：在北大，由于实行比较彻底的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加上好多慕名而来的其他大学的教师及研究生，著名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往往变成了系列演讲。对此，我深感不安。我在好些国外大学讲过课，没像在北大这么风光的。教授是风光了，讲到得意处，掌声雷动。可我知道，这对学生的培养很不利。但想改变这个状态很难。不说别的，教室就设计成这个样子，椅子是固定的，你只能站在凸起的讲台上演讲，无法坐下来跟学生一起讨论。我不只一次说过，北大要想成为一流大学，先从一件小事做起，那就是彻底改变后勤部门决定教学方式的陈规。呼吁了好些年，最近才得到校方的允诺，在新建的教学楼里，预留众多可以上Seminar的小教室。 最近十几年，类似的讨论课，我试验过好多次，效果都很好——尽管因转移教室，不太符合学校的要求。考虑到北大的特殊情况，我只好妥协，一学期演讲式的大课，一学期讨论班的小课。(余三定)